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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民事保护令的实施困境及制度构建——以《民法典》实施后的221份裁定书为切入点

2022-05-13   来源:贵港新闻网-贵港日报   网络编辑:庞丹婷   作者:冯倩瑜   阅读:980

随着《涉及家暴婚姻案件审理指南》《反家暴法》《民法典》等法律文件的颁发,全国法院核发家暴民事保护令数量不断增长,但实践运行中仍问题频传。笔者通过裁判文书网,以“家暴”“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书”“2021年”为条件检索出221份文书,对当前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解析,以期为该制度体系化研究、实务运作和立法修改贡献绵薄之力。

一、《民法典》实施后的全国家暴民事保护令的实证检视

(一)区域分布情况

《民法典》实施后家暴民事保护令案件主要集中在重庆、北京、江苏、浙江等地。

(二)暴力指向对象及关系情况

夫妻间家暴占比高达76.02%,且申请人多系女性,其他情况所占比例均比较小。

(三)保护令的核发情况

申请审查类案件共207件,核发了153件,核发率高达73.91%。申请变更类案件共14件,有10件为准予延长,占比71.43%。

(四)保护令的驳回理由

在被驳回的34份文书中,明确载明以无证据、证据不能或不足以证明存在家暴威胁为理由驳回的为23件,占67.7%,其余11件则大多未明确载明当事人是否提交证据。

(五)证据形式

在笔者收集的221份文书中有111份载明了具体证据形式,主要采纳的有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据、医院病案材料、伤情照片等。

二、家暴民事安全保护令实施困境

(一)申请条件存在局限

立法规定申请主体可以适用于家庭成员以及家庭成员以外的共同生活之人,然而并未界定“家庭成员”确定标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所列家庭成员则不包括儿媳、公婆、女婿、岳父母等姻亲。适用行为范围方面,目前立法规定的家暴形式仅肢体及精神暴力,更为隐蔽的性及经济暴力未被囊括其中。尤其是施暴者对受害人进行财产或经济上的控制和牵制,如阻碍就业、经济剥夺、经济管控等,易使得受害者在经济上依赖于施暴者,影响受害者的正常生活。

(二)核发要求过于严格

1.证明标准过高

立法未能明确证明标准、证据范围及规则,法官司法尺度和价值取向不同,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举证责任仍适用“谁主张,谁举证”,需要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等多方证据,而家暴存在突发性、隐蔽性,受害人在固定、收集、提交证据方面存在困难。

2.措施难以迎合实际需求

法院核发的153份保护令内容以较为保守的低层面保障措施为主,迁出令、远离令等核发率较低。究其根本,前者的正当性源于立法明确列举的公民基本人权,满足申请人基本需求同时不会对被申请人权益造成太大损害;后者对被申请人权益限制较大,并非直接阻断家暴发生或为受害人提供其他必要保障,申请人很少提出这类请求。

对未成年人保护不足,未明确未成年人遭受家暴时法院能否剥夺监护人资格,或规定剥夺资格后具体如何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近年来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施暴行为层出不穷,后者身心发展尚未成熟,对家长庇佑尤为依赖,无论是长期遭受还是目睹家暴,均不利于其健康成长,严重者可能造成其心理扭曲甚至报复社会。

(三)执行渠道不通畅

1.执行规定不明

法院系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主体,公安机关以及居(村)民委员会予为协助主体。然而法院执行的具体程序、措施并无明确规定,且除涉及金钱给付、财产交付和子女探视等事项外,其他多为法院无法自行执行的事项。加之未明确协助单位如何分工和执行,不协助或协助不力的法律后果,可能出现分工与权责不明、推诿扯皮等问题。

2.违令行为的惩罚力度不足

保护令送达被申请人后,没有确切的执行评判标准,对预防家暴作用有限,后续跟踪监督不足,救济效率较低。没有专门的罪名对违令行为进行惩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实践中不包括违令行为;对被申请人罚款可能影响申请人财产权益,我国大多数人实行夫妻财产共有,缺乏划定个人财产界限并留存证据的意识;十五日以下拘留对于司法警察而言执行流程较为繁琐,受限于警力、场地等因素使用率较低,且能否对被申请人的多次违令行为进行多次处罚仍存争议;训诫则威慑力过小。

三、家暴民事保护令制度构建

(一)规范申请条件

1.拓宽申请人范围

家暴被揭发才具备司法干预的可能性,让更多人意识并参与到家暴防治更有利于预防和消除家暴,建议将以下人员纳入申请人范围:(1)受害人所在单位、学校、就诊医院、为受害人提供帮助的其他组织等;(2)与受害人接触较多的其他知情的自然人包括受害人的邻居、朋友、同事等;(3)将可以替代当事人申请保护令的亲属范围限定为近亲属限制了申请人范围,间接限制了受害人获得保护令的机会,应对受害人亲属不作限制而规定凡受害人亲属均可以。

2.明确适用客体范围

保护令适用的客体应当包括以下几种形式: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暴力及其他。认定是否构成家暴的判断标准及依据应通过是否有迹象表明和印证受害者对主、客观危险的感知,尤其在申请人年龄或身体状况等方面存在弱势时,要结合弱势群体情况和传统道德良知综合判断。同时也应注意防止家庭生活被法律过度干预,日常生活中的争吵、疏远、冷战等虽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心理伤害,但仍属于情感问题范畴,不同于严重精神暴力和控制。

(二)降低核发要求

1.减少受害者举证责任

采用低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受害人只需证明其遭受侵害事实,无需证明损害后果,且当受害者仅能提供间接证据证明其遭受了他人暴力,无法证明该行为指向对象时,实施举证责任倒置。对于面临现实危险的案件,申请人通过主观陈述表达自己对危险的认知,客观上举证危险存在的迹象及面临危险造成的心理恐惧、伤害,法官基于日常生活、工作经验,运用自由裁量权,认定存在家暴的可能性较大时即可认定。

2.丰富措施内容

增加施暴者自费强制矫正相关规定,使得心理认知、行为方式等存在缺陷或偏差的施暴者从根源上消除危险。人身安全方面增设远离令,同时根据受害者申请有针对性地填充、细化具体措施,如针对恶意骚扰受害者的保护令中禁止施暴者通过线下、线上一切社交软件等接触、骚扰受害者及其亲属。

经济方面增设财产方面的保护令,让处于经济弱势地位或没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受害者没有后顾之忧,如:财产处分禁止令,由法院根据申请禁止被申请人擅自处分或转移标的额较大的共同财产;生活费,避免无稳定经济来源的受害者陷入生活窘境等。

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方面进行特殊保护。当其作为直接受害者时,根据施暴程度暂时或永久剥夺施暴者的监护资格,同时施暴者仍应支付其生活费、教育费等费用,拒不支付的强制执行,监护权的恢复由法院视施暴者的矫正情况决定。当其作为家暴旁观者时则借助限制探视权等条款,限制或禁止施暴者与其接触或骚扰,直至暴力影响消除。

(三)畅通执行通道

1.改革执行模式

采用以公安和法院执行为主,多机关分类执行的模式。由法院负责核发并主要执行涉及金钱给付、财产交付、子女探视、迁出令等事项;由公安主要执行涉及受害者人身安全的内容;由具有相应职责的组织机构执行其他特殊内容。协助执行则由村(居)委会、妇女联合会等协助执行组织和机构根据自身职责和特点设置相应协助执行规则,畅通与主要执行机关的信息。因执行不力造成受害者权益损害时可提起行政诉讼或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反映,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

2.优化责任承担

主要执行机关、协助执行组织和机构均应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查访、回访,建立非法律的民间支持和举报反馈机制,对违令行为进行惩处。单独设置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罪,以达成与刑事罪名的衔接,与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等罪名相区别,形成相应的法律评价和审判机制,彰显刑事打击力度。强化拘留制裁,训诫在违反情节轻微时适用,考虑家庭财政支配情况及各方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减少或不适用罚款制裁。

(作者系覃塘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此文获2021年“法治贵港”征文活动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