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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人民法庭民事裁判文书法定送达的困境与思考——基于桂平市北区乡镇送达的实证考察

2020-09-10   来源:贵港新闻网-贵港日报   网络编辑:庞丹婷   作者:陈希  

一 、桂平乡镇法庭民事案件送达的现状

(一)基本情况

桂平市北区法庭近三年的送达统计数据表明:乡镇法庭民事送达占比最大、最常用的是直接送达;也有先通过电话联系当事人,但很多时候会因为当事人在外省务工,或者因为碍于面子,往往不愿意到法庭亲自来领取法律文书。最后,法庭只能指派两名工作人员,根据原告提供的地址直接送达,而且一次性直接送达成功的效率不高,往往一个地址可能要去三四次才找得到人;送达组的工作人员虽然有原告提供完整的被告身份信息,但在以屯为单位的农村很多没有门牌号,往往需要依靠当地的基层组织来协助送达。

(二)法定送达方式在桂平的司法实践比较

首先是直接送达,直接送达一般分两种送达方法,一种直接送达当事人的家里,另外一种是电话通知当事人来法庭领取法律文书。在乡镇法庭受理案件数量最多的离婚纠纷和民间借贷纠纷,被告当事人一般会基于与原告的关系远在外地或者避而不见,就算电话受领也有抵触。其次是转交送达和留置送达,前者适用在送达地址中只有同住成年家属的情形,后者适用于当事人或者其同住成年家属拒绝签收的情形。在实践中,能让村干部带送达人到被送达人的送达地址已经是很不容易,邀请村干部签字见证经常被直接拒绝。基层组织或者单位的有关人员碍于关系一般不愿意来,来了也不愿意见证。如果就此留置,则为程序的正当性上留下瑕疵。最后是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就社区、街道、门牌相对比较清晰的城市街区而言,邮寄送达确实可以将法律文书集中统一、专业快捷的送达。但在乡镇农村如果直接按照原告提供的地址作为送达地址,大多是地址不详、不正确,不然就是查无此人。公告送达是兜底的送达方式,但据调查表明,近三年因公告送达的缺席审判率在97.7%左右。

二、乡镇法庭民事裁判文书法定送达方式在实践中的难点

(一)送达难之“明确的被告”与公告送达

司法改革后,法庭审查起诉的门槛相对低了不少,那么理论上来说就越有利于原告提出诉求。在诉讼活动中,原告具有提供被告个人信息的责任,在其他英美法系中原告负担被告起诉书送达,如因客观原因无法送达的可申请延期送达,期满仍无法送达的则起诉失败。我国诉讼法中规定的起诉标准可以说比较低,列明双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即是明确的被告,于审限、于为民,法官承都受着很大的办案压力。

(二)送达难之“同住成年家属”与留置送达

法院为提高司法效率可以选择辅助方式送达,例如:邮寄送达就是法院使用的方式之一,法院通过与邮政机关达成委托协议,将其送达义务让邮政机关代为履行,但法院的职权并没有一并转移给邮政机关,所以邮政机关不能留置送达,收件人不签名则不能交付。在乡镇法庭送达的司法实践中,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当到达送达地址后发现该送达地址上是找不到被告当事人本人,而是当事人的亲属或者氏族宗亲。如果选择这种“比较可能有联系的亲戚”签收或者留置,势必会导致程序违法。如无此,最后是否会耗费更多的司法资源或者又走上公告的老路?

(三)送达难之“知而难达”与“达而难知”

案例一:小额民间借贷诉讼。根据原告当事人提供被告的个人信息,以电话的方式联系被告并通知开庭时间,以及举证期限,被告以消极的心态来对应,也拒不提供当前住所处或者可邮寄送达地址。

案例二:离婚纠纷。原告指出,被告长期不回家,不知去向。送达人员根据原告提供被告的个人信息来到被告当事人原户籍地的家中,该当事人的其他亲属称,被告已去外省打工很多年。送达人员到该村基层组织了解该被告确实长期不在本地居住,后只能公告送达。

以上两个案例分别是“知而难达”和“达而难知”,其中分别送达代表了程序功能和实质功能,当事人主观或客观上的原因没有亲自签收应诉文书,案例一基本保障了被告当事人的实质权利,案例二是基本维持了合法的诉讼程序。如果在程序和实质中只能求其一时,我们该做如何取舍?特别是乡镇的民事送达,民事案件中的送达经常会遇到得此失彼的情况。

三、对于乡镇民事裁判文书送达中难点的思考

(一) 提高被告主体审查标准

从大部分人眼里的“厌诉”情绪,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己成为了被告。作为被告当事人一方部分恶意避诉的原因就是认为法院为其“撑腰”,既然打不过,还躲不了?要解决这样的难题还需平衡原告的起诉利益、法院的程序需求和被告的知情听审这三方。如缺少双方当事人当庭的对抗和质证,那么这种审判绝非是公平正义,只能依靠原告在起诉时所提供被告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有效性。当被告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不应诉的后果,仍然选择缺席开庭,那么缺席判决才具有正当性,而不是为了程序上的正当性而贸然采用公告送达。

在公告送达中,法院至少要依职权查明原告无法提供的被告的身份信息才能为公告提供正当性,如被告身份信息仍不明确,应裁定驳回起诉。但因此导致的驳回起诉有可能会令更多的恶意逃避诉讼,阻挠诉讼的情况发生。所以,应该提出一些惩戒机制,出台一些切实可行的强制措施,打击被告在诉讼中恶意逃避和阻挠。

(二)对“同住成年家属”的理解应更注重司法效益

“同住成年家属”这一概念是在1982年《民事诉讼法》首次采用,之后采用的是“近亲属”,字义上理解可以做一个家庭除户主外的其他成员都可以称为“家属”,较之“近亲属”的范围要大。其次,对“同住”一词也是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如果按字面上去理解,就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而当代的“人户分离”的情况比较常见,对“同住”的理解是实质上的共同居住,还是户口本上的同一户籍。如果是以户口本上的同一户籍作为认定条件,那么只在登记的户籍状态下如何认定是长期同住?再次,法律上对“成年”做出了司法解释,但这种“成年”状态排除了十六岁以上、十八岁以下的没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如果只是通过简单的询问其年龄,不对其是否可能具备“代为转交”的能力作判断,未免有些舍本求末。

在长期的送达司法实践当中,北区法庭的送达人员如果需要直接送达至某个当事人,只需要到某个村某个屯,找到该姓氏,几乎就可以锁定该当事人的具体住址,就算无法当场找到当事人,也可以找到离该当事人联系最为紧密的人。所以知道代为签收或留置者与被告当事人存在某种特定的联系,并有意识的完成通知这项义务,均可以代为签收。如需留置或者有其他事实来反认该签收并义务转交这个事实的,则不适用。

(三)应在送达价值上去衡量送达方式

送达是诉讼活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对乡镇民事送达难这个问题,几乎很难一蹴而就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只能缓解。一项制度的订立一定有其的程序价值、效率价值和效益价值,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协调统一,送达程序制定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当事人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只有双方当事人都通过参与诉讼才能保证审判结果的完整性,双方才会对判决结果提出自己的意见,直至诉讼完结,体现了其效益价值。而保证每个案件的完结,必须以限期内送达判决或调解来实现,这是送达所体现的效率价值。送达维持了诉讼活动的基本运转,并告知当事人及时履行判决程序。这三种价值从制定之初就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并相互冲突。送而难达则体现了注重程序而导致效率低下和效益损失,达而难送则是只注重于效益和效率,而降低了程序的正当性。在这三者的关系中,送达成为中点,只有结合实际情况让三者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尽可能地兼顾三者的公平,保证当事人的权益不能受到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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